不过，第二个遗产是作为今后的指针还是清算的对象，尚需审慎讨论。

在这种意义上，没有什么国家的义务或权利。这种状况既与行政法学本身的特点有关，也与行政国家现象有关。

耶利内克国家法人说的民主制思想要点主要包括：（1）代表是指一人与另外一人或多人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：前者的意思被视为后者的意思，故而两者在法律上被视为一个人格。这一历史事实反证了国家法人说的民主进步性。因为在那种地方，不存在将各个人凝聚为单一体的任何契机。[92]奥托·迈耶虽然否定了国家的法人格，但是承认国家法人概念在法律技术上的有用性，同时，其行政法学上的说明全部都是以国家法人概念为前提的。国家权力作为报偿对那些服从自己的人提供这些利益。

（4）最高国家机关的必要性。（5）议会是国民代表的机关，而非天皇的机关，其权限并非天皇所授予。有宪法只是宪政实现的前提条件之一，实现宪政还需要其他必要条件。

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，建立中华帝国，并改元洪宪，最终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，皇帝梦只做了83天，袁世凯就不得不取消帝制，恢复中华民国国号，尽管当时杨度、严复等一群名噪一时的文人以及美国政治学家、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认为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的国情，尽管袁世凯称帝的年号洪宪就是弘扬宪法的意思。皇帝不可再现，但神王却出世了。辛亥革命只革皇帝之命，未革专制之命，并没有产生抗衡之势。[1]（一）所谓势或外力，就是谁亦不敢欺侮谁。

它容易煽动阶级仇恨，造成以暴对暴的社会动乱，引起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。所争求者，一是个人种种自由权，二是预闻公事的公民权（或参政权）。

在民国史上，第二次革命事实上是第一次内战。以罗斯福对中国之同情，他也说中国尚逗留在18世纪。不幸原告、被告两造，当时皆缺乏法治观念，思想都甚为落伍，舍法院不用，而使用枪杆，就使历史倒退，遗祸无穷了。在孙中山和国民党方面，也不例外。

人类社会不徒有‘势，亦还有‘理。一个有着漫长帝制历史的东方大国，原来必须要有的、作为虚位君主的稳定象征一旦没有了，建立新制度下的新秩序，就难上加难了。然而，中国并没有由此走上宪政之路，至少还没有实现宪政。清廷计划经过9年筹备，召开国会，颁布宪法，实行民主政治。

近些年来我国历史学界已经作了重新解读。宪政并不建筑在宪法上面。

——此又可与中国近数十年宪政运动之失败，相对照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暴力手段会对宪政建设带来诸多负面影响。

的确，辛亥革命革除了皇帝之命，这是辛亥革命的一大功绩，从此在中国任何人都不能称帝了。[8] 参见叶文宪：《重新解读中国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64-189页。[14] 特别是没有产生共信共守宪法（尤其是政府和和政党信仰并遵守宪法）的理性和习惯。当中国社会不同的政治力量、特别是政党登上政治舞台后，由于缺少以合法斗争形式共存合作，以妥协的精神解决纠纷，而崇尚以暴力消灭对方，这使得中国在外患之中又增内忧，有半个世纪处于战乱之中。质言之，正为彼此都有力量而不可抹杀之故。这些问题一经确定下来，便步入宪政，而且宪政所赖以维持而运用者，还靠此精神。

只要大家看清楚宪政的实际性质而真心诚意以赴之，避免空言，崇尚实践，不取巧，不畏难，在上者以身作则，在下者因化成俗，则宪政的实现，是中华民族很有把握的事情。[7] 张鸣：《革命：摇晃的中国》，载《读书》2011年第1期，第9、10页。

这也是中国宪政不能成功的政治理论原因。[15] 有学者认为，这种因人设法的随意性的做法，在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上实则是起了一个先例明示作用：根据当权者的需要而随意制定、修改或废除宪法。

引用请以正式发表版本为准。我国的封建社会只存在于先秦时期特别是夏商周时代。

[15] 又如，在制定《天坛宪草》时，袁世凯派人向宪法学起草委员会陈述自己关于起草宪法的意见，以国民党人为主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却予以拒绝，并匆匆三读通过宪法草案，并两院宪法会议审议，以造成既定事实。[12] [美]孙隆基：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326页。正如张鸣先生所指出的：君主没有了，但比君主还有威权的领袖，成为人们普遍的追寻目标。制定约法的人不相信约法，制定宪法的人不遵守宪法，拥有实力的政府和政党都不信仰并遵守宪法，宪法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，遵守宪法没有成为一种信仰和习惯，反而崇尚革命和暴力，这样宪政怎么能够得以实现呢？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出的：一种政治制度不寄于宪法条文上，却托于政治习惯而立。

[14] 张鸣：《革命：摇晃的中国》，载《读书》2011年第1期，第9页。西洋这种制度所由产生，全在其向前争求不肯让步之精神。

真没有想到，过了三十多年至今天，中国的宪政还是在预备中呢。正如梁漱溟先生在1944年所感叹的：清廷规定九年预备立宪程序，将应行准备之事，一件一件排列详明，灿然可观。

二是因为抗衡之势即相互抗衡的多元政治力量之形成不是一日之功，且往往不被当时的掌权当局所容忍，而共信共守宪法之理即宪政理念的培养就显得更为可行。[24]追求宪政目标的辛亥革命只产生名义的宪法，而最终没有产生事实运作的宪政，让人深思。

[2]（二）所谓理或内力，就是共信共守的精神力量。马国璋统率的北洋军在接到袁世凯的命令后，一举攻占了武汉三镇中的汉口汉阳，便是一个实例。在今天，这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。坏事怕开头，打了第一次内战，以后就有第二次了。

革命党人声势虽然浩大，但军队的战斗力却比较薄弱。[18]已故的宪法学家蔡定剑先生指出：暴力、阶级斗争与民主宪政是不相容的。

一个社会在发展中采取暴力还是改良方式，主要取决于该社会阶级关系的紧张状况。正如前面所述的，这主要是因为辛亥革命既没有产生抗衡之势，也没有养成共信共守宪法之理，甚至反而产生了因人设宪、动不动就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不好先例和坏习惯。

其实，辛亥革命反的是专制，而不是封建。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，对未来中国宪政的实现，或许不应幻想一步到位的革命性改革，一下子就实现，而要作长远的打算和长期的努力，从一点一滴做起，从培养共信共守宪法之理即宪政理念开始。